nbsp;甚至出现了对辽东的大豆等早期期货的雏形,每年的交易量都在增加。
田平琢磨着,要是利润极大,完全可以出手一部分股票,参与新股,想要卖还是很容易的。
这几年股价虽然还在上涨,但也已经趋于稳定。
一方面对日贸易终究有贸易信牌的限制,就算可以运米走私,增加量也到了极限,日本这边已经注意到金银再度大量外流的现象,可能会在几年之内收紧政策。
另一方面就是对南洋的贸易局面刚刚打开,虽然股本雄厚,但福建广东的商人也开始抱团,保护原本就有的利益。
至少现在看来,贸易公司的利润增长出现了瓶颈,如果不发生什么太大的改变。
田平问到利润回报,刘钰也不太好说。
军工厂还好,他要借此稀释一下给法国东印度公司的分红,明确股份,免得日后扯皮。
暂时有大顺军改的订单,利润还是很可观的。
但是,其余的新产业,如烟卷、火柴、玻璃、肥皂等,这就很难说。
或许会赚、或许会赔。
威海的情况特殊,那些海军、军官们都有月饷,而且出海的人活一天赚一天的态度,再加上军中配给养成的一些习惯,使得烟卷和肥皂等是有成型的消费市场的。
可在江南,到底行不行,这个真的说不太准。
大顺的地租太高了,高利贷的利息也太高了,使得回报率最高的是高利贷、最保值的还是土地。
想要把资本往工商业上富集,难度着实有些大。有没有对日垄断贸易那么大的回报率,实在说不准。
利润不足的话,人们宁可把钱投到买地、放贷上。
之所以之前拿出对日贸易的利润分给众人,除了想要把更多的人卷入对日战争中来之外,还有就真的是千金市骨了。
只是不知道这个千金市骨的信任,能值多少钱。
欧洲那边长达数百年的教会统治,圣经里是不准放高利贷的,虽然私底下照样搞,但明面上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经常被人编排。
英国如今的法令固定,年利率不得高于百分之八。英国国债的年利率,也只有大约百分之六。
资本主义萌芽不只是生产关系的改变,更有着一整套的思维方式,英国的工商业者已经开始出书鼓吹,利率应该越低越好。
基本上,现在荷兰、英国那边的年利率,一般也就在百分之十左右,这使得大量的钱投入了工商业。
圈地运动的一大因素,也是因为英国的传统地租太低。如果英国也有大顺这边百分之五十的地租也可算作仁政的政策,想来圈地的动力未必就那么大。
但是大顺这边,年利率百分之三十六是法律规定的上限。前朝大明律规定利息不能超过本金,大顺继承,但基层控制力渣的一逼,也根本无力控制。
如今就算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者商人之间有抵押物的借贷,利率也在百分之二三十。
土地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地租,放贷将近百分之三十的利率,都使得大顺想要新兴工商业,极为困难。
内部市场基本饱和,两万万人口,有消费能力的就那么多,剩下的都是自给自足甚至自己不足没钱消费的;外部市场暂时也是饱和的,对外增长要靠欧洲放开重商主义政策,但大顺又没有炮舰开关的能力。
高地租下的土地可以买卖、贷款利率百分之三十都算低息,这样的环境,可想而知会有多少钱能够流入到工商业中。
如果低于百分之三十的回报率,商人们宁可把钱放贷或者买地。
大顺的户部不是央行,朝廷对基层的控制力,连青苗法都无法推广。而青苗法固然空想,可之所以会被一部分人视为“善政”,因为规定最高利息是百分之三十,也就可想而知正常利率是多少。
户政府量入而出的收支情况缺乏对民间的救助,都使得民间借贷承担了民间“救助”的功能。就算规定了最高利率也就是个形式,不可能禁绝,也没有禁绝的经济基础。
英国可以发国债,人民能够认购,不只是因为英格兰银行的存在,更是因为民间普遍的利率。
大顺如果学英格兰,发行国债,支付百分之六的利息。那在商人看来,就和抢钱没有任何区别。我有钱可以放九出十三归的高利贷、可以买永久保值的土地,为什么要赚朝廷那可怜巴巴的百分之六的利息呢?
如果给出百分之三十的年息,国债倒是肯定能募到,问题是能还得起百分之三十的年息还不破产,还用得着借国债吗?
一想到这些烦躁得问题,都让刘钰觉得似乎只有把一切推到重来才有可能解决。
可想想此时的现实,也只能想方设法当个修补匠,从绝路中找到一条活路。
此时听到田平问多大的利,刘钰也不说多也不说少,只是神秘兮兮地笑道:“这个我也说不准,晚上吃饭的时候,问问他们的想法。我在威海,和这里大不一样,能不能赚钱,还得看看他们怎么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