既然看的都是两千年前的经书,那么谁复古,谁就最儒。
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士绅也是看过北派复古儒的书籍,忙道:“鲸侯却是说笑了。自秦开阡陌、破井田以来,土地私有,父死子继,这就是千年来的规矩。佃租永佃三十年赎买之说,实在是北边的那些儒生不懂,胡言乱语,皆为妄言。如此一来,与抢劫何异?这不是助长天下风气败坏吗?”
“佃租之事,你情我愿。非是逼迫,若是嫌贵,自可不租。这等你情我愿之事,实不该管。”
“若如此办,是劫富户之财,必使天下大乱。”
“我等所求之事,不过是禁止稻米进口,为小民苍生求一生路。如此,国家不会动荡、社稷不会危及,只消朝廷一纸明文,便可消弭小民之怨气。”
“治大国,若烹小鲜。岂可行激进之政?”
“农为国本,商为民末。如今却叫商贾得利、小农艰难,恐非善政。一旦动摇国本,这……”
这老乡绅嘴上是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,心里其实也是真的有点忧国忧民的。只从道德角度上讲,他们也不一定都是坏人,不一定就真的没有什么恻隐之心、仁义之念。
不过,他们屁股上的封建地主纹章也确实擦不干净。
这老士绅在松江府,不算是太大的地主,也就900多亩土地。
而且还不是上海县的烂地、海边盐水地,而是松江的地。每亩地平均可以收八斗租子。
每年的稻米租子,就有700多石。
他还是挺有道德的,并没有诸如大斗进、小斗出之类的事,只是按照正常的规矩收租子。
前些年,至少在他的印象里,刘钰开始折腾海外贸易之前,他的日子过得很不错。
因为大量的美洲白银涌入,大顺的粮价从明末开始,出现了一波持续上涨的趋势。
尤其是当年刘钰去日本送稻米换贸易许可证的时候,松江府也遭了那场波及东海沿岸的大灾,以至于大米最贵的时候,达到了4两6钱银子一石。
这700多石稻米的租子,就是3000两银子。
可是,随着大顺航海术的进步,天文学的进步,造船术的进步,以及大量的白银收紧进行投资,还有东北虾夷地区的开发、辽东铁矿京畿煤矿的投资、靠海产煤地兴办玻璃厂等资本转移等等等等缘故,这几年松江府的米价可是降低了许多。
歌谣里说的“东洋麦”,实际上是辽东或者虾夷的粮食。
南洋米,也不完全是南洋的米,有一部分其实是台湾的米。
松江又逐渐挤占了广州这个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,同时长江口地区还是试行漕米海运的出发地。
这都使得松江府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,粮价持续下降。加上朝廷对稻米进口免税的政策,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,大米出现过一波七钱银子一石的低价。
同样的700石租子,最贵的时候,能卖3000两银子。
这几年最便宜的时候,只能卖500两。
3000变500,任谁都会抱怨。
这老士绅,又是个非常传统的正统乡贤。
收入除了租子,就是放点高利贷。
很正统,很老派。
所以,松江府工商业大发展,各种股份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这老士绅认为这都是邪路,并不参与。
收租和放高利贷,才是正统。搞工商业、入股投资,那是异端。
于是,时代在发展,老人却跟不上,自然而然也就感受到了粮价波动给他带来的冲击。
而且就算是给小农放高利贷,那也受到粮价的影响。粮价降低,佃农更加还不起贷款。
还不起贷款,本来稍微有点地,也都卖了。除了一身力气之外,啥也没有了。到头来就是个债务奴隶,干活的收益也都归来主家。
可粮价低,干活的收益就算全归了主家,那也没几个钱。
这边搞粮食贸易的,都是大买卖人,很多都是领着给朝廷运漕米任务的。这些商人反正也确实可恶,逐利贪心,每年粮食收获季节,都会极力压低粮价。
松江府的工商业确实在发展,但这些乡绅阶层们,也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自己的利益受损。
如果没有东洋麦、南洋米,他们当然是支持松江工商业发展的。
大量的人进入城里做事,需要的粮食也就增加。工商业发展,白银多,需要的粮食又增加,粮食当然是涨价的。
问题是,大顺航海术的发展有些快,二十年时间已经打破了“千里不贩籴”的规矩。工商业是发展了,可是运输业也发展了,粮食价格不但没涨,反而落了一些,维持在一个八钱到一两的空间内。
着实难受。体面的生活也日益受到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