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鼹鼠,老鼠的儿子不但不会打洞甚至连用肺呼吸都不会。
后世的拿破仑说,自己是篡位者,所以需要不断的胜利来巩固自己的正统性。而波旁家族,是天然的王,他们什么都不做,都始终有人奉他们为正统。
荷兰的情况,也有些类似。
摄政派、议会派,在荷兰人看来,曾经,就是一群篡位者。
他们除非能解决荷兰所有的问题,用一次又一次不断的胜利来巩固正统性,否则终究都是乱臣贼子。
然而,那是从前。
因为现在,奥兰治家族,自己把自己的正统性消磨干净了。
一开始,荷兰的百姓很理性,知道战争在即,也知道变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要给奥兰治家族足够的时间,自己苦一苦,但至少还有希望。
只要有希望,暂时的苦,又怎么不能忍受呢?
然而,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、乃至三年五年……
最基本的东西,全都没有变化。
一开始,人们觉得,正打着仗呢,内部变革,可以等打完仗再说。
然而,上台不久之后,便是普鲁士退出战争,法国军团被困布拉格、奥属尼德兰军团前去救援之后退回法国,荷兰这边没有了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。
可是,威廉四世做了什么呢?
威廉四世对执掌城市的“铁打的老爷”们,以礼相待。
对要求恢复行会制的中层民兵组织,斥之为暴民。
对希望国家控制粮价的百姓请愿,含糊其辞。
对民众最关注的包税制,丝毫不动,只是换了几个自己家族这边的人去当包税人。
然而民众希望的,不是换个包税官,而是废除包税制啊。
民众是宽容的。
民众知道,一位终身执政官,需要一件件熟悉国家的事务,然后才能尝试做出改变。
民众给了他足够的时间,不是几周、几个月,而是几年。
然而,海牙宫廷里,新的执政官顾问团,都是从原本的“摄政”老爷们选的;人们固然讨厌这些摄政老爷,可也厌恶那些极端守旧保守的贵族,然而宫廷里充斥的却是整个荷兰最保守的弗里斯兰贵族。
而最终让荷兰民众彻底绝望的,来自一次晚餐事件。
43年年末,泽兰省的民众集体控诉他们城市的摄政,历数了摄政的种种罪恶、残酷的盘剥,希望尼德兰的橘色太阳,能够处置这些城市摄政。
迫于民众的强大压力,威廉四世撤职了泽兰省几个城市的摄政。
但是,撤销之后的第二周,威廉四世亲自主持了晚宴,招待了这些被他用“终身执政官”特权所撤职的几名前城市摄政,并在晚宴上表达了自己的苦衷:自己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,实在是迫于压力,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
本来就已经颇为失望的民众,被这一场被爆出来的晚宴,彻底激怒了。
这类似于大顺百姓告御状,历数地方官的种种罪恶,皇帝把那几个地方官撤职之后,再宴请这几位官员,席间曰:非朕本意,实乃暴民所迫。
又或者,假设前朝末年的奴兵起义,觉得北方天翻地覆,正是自己反抗的机会。烧地契、焚债据,结果他们盼望已久的闯军一来,假设闯军不但不认可他们,反而限令十日之内不把土地退回、债据从新拟定的,通通剥皮萱草……
这两种类比,前者绝对不可能出现。天朝的皇帝再无能,也不可能出现被人告御状撤职官员之后,请官员吃饭说明自己被逼无奈的情况。
后者之所以要假设用大顺闯军为类比,因为历史上满清真的这么干过,而百姓没有太大的绝望,因为这很正常,上面当然是向着老爷们的,坏人干坏事有什么不对的吗;但如果是喊出均田免粮口号的大顺这么干了,那就不正常了,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好人居然也这么干,那就是曾给了希望又绝望的愤怒。
为政者,千万不要给百姓希望,又让百姓绝望。那比让百姓一直没有希望,更让百姓愤怒百倍。
因为百姓默认,坏人干坏事,是正常的,对坏人的容忍度要高一些。
但荷兰的情况,以大顺做类比,还有一点不同。
那就是,威廉四世,从未喊过任何口号、也从未给出过任何承诺。
一切期待,都是百姓的“自我感动”和“一厢情愿”。
然而,这又和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同。
自我感动、一厢情愿,若是单纯的人与人关系:
就好比甲男一厢情愿地以为,乙女喜欢自己。然后乙女去和别人去宾馆了,甲男气愤异常,觉得失望、生气、愤怒。但问题是,关你屁事呢?
可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,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,不是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。
威廉四世没办法理直气壮地反问百姓:我对你们承诺过什么吗?我请他们吃饭,关你们屁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