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八章、福建暗流(中)
思来想去良久,心思繁杂的邹维琏终于睡意全消,于是打着哈欠伸了个懒腰,从躺椅上慢慢爬起身来,却又实在无心处理公务,于是便从躺椅底下的隔层里,翻出一册《战争史研究》,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
——虽然对澳洲髡贼勾结国朝武将、危害大明社稷的暴行,邹维琏在心中一向很是愤恨,明面上也总是做出一副与澳洲髡贼势不两立的姿态,但对于这些海外髡人搞出来的这些新鲜玩意儿,邹维琏这位巡抚大人还是挺感兴趣的,故而时常让仆人去市面上收集髡人印制的各类精美书报,然后在私下里细细阅读。
尤其是这份《战争史研究》的期刊,专谈天下兵事,深得邹维琏的关注。其中颇多军国掌故、时局针砭,既有古代的各种经典战例分析,亦有当今天下的战事速报和相关评论。里面的文章字句虽然通俗易懂,多用白话,分析却是由浅入深,说得头头是道,又颇有趣味,而最新一期的《战争史研究》里面,对于大凌河之战的评论文章,更是让邹维琏读得拍案叫绝,心有戚戚,反复诵读了几遍之后,依然赞叹不已。
“……话说天启年间,兵部尚书王在晋主持辽东战事,当时正值广宁大败,辽东官军已是全线崩溃,各个胆寒。王在晋勘察前线之后,认为朝廷边军已不堪再战,纵然侥幸收复广宁,也无力坚守。而且国家财力疲敝,根本无法与建奴长久对峙,于是主张尽数放弃辽东、辽西,以长城为边境,重修山海关作为最后防线,只以水师骚扰建奴腹地,如此便可大大减少军费开销,所需工程费用总共亦不过一百万两银子。
但当朝诸公皆以为,王在晋不谋划恢复辽东失地,反而还要再丢弃辽西,实在怯懦无用,于是将其罢免,改由帝师孙承宗督师辽东。孙阁老倒是一心想要打回辽阳和沈阳,收复辽东,但朝廷官军在野战之中实在打不过女真建奴,便想出一条堡垒计,在山海关外大兴土木,不断往东修堡垒。建奴来了,军民就缩进堡垒坚守,建奴退去,就再往前继续修新的堡垒,一边挺进一边施工,最后把堡垒修到沈阳为止。
此策如果用在永乐、嘉靖年间,国家财计充裕之时,或许倒也可行。然而自从天启年间以来,天下灾荒频繁,赋税难以征齐,户部银库早已入不敷出。孙督师为了推行堡垒战术,在辽西集结十余万大军,还要修堡垒、铸火炮、囤积粮秣,却依然无力主动出击,反而每逢野战必败,未能收复一寸失地,不能遣散大军休养生息,军费开销自然也降不下来,还白白送给了建奴大笔的粮草、兵器、马匹和饷银。而且每一次女真兵来袭,摧毁沿途各堡垒之后,官军还得再一次重修,于是朝廷又要拿出一大笔的工程开销。
结果,朝廷在辽西关宁军身上每年花费的军饷,居然高达五六百万两白银之多,而之前朝廷户部的岁入,也不过每年四百万两上下,户部很快就开始哭爹叫娘。孙阁老看看似乎不行,于是又想要自力更生,在辽西屯田,但辽西之地能够收获的粮秣赋税,折合白银只有十五万两。而且在关外屯田的话,如果关宁军无法在野战之中击败建奴,没办法阻止敌军劫掠,那么你这些屯田里的庄稼就等于是为女真人种的。
这般入不敷出之下,朝廷不得不一再加征辽饷,搞得天下人心惶惶,可是依然无法弥补这个无底洞。由于在辽东要修筑这么多堡垒,工程用度太大,朝廷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,于是西北各镇的粮饷长期欠发,导致山陕边军哗变,西北流寇横行之势遂不可遏止。而中原、山东也是不堪重负,民变蜂起。无论大凌河之战胜负如何,只要孙阁老靡费巨万的堡垒计不改,以朝廷财力之窘迫,迟早要被活活拖垮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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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唉,哪怕是内阁重臣,对辽事的见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。想不到这髡贼也是如此上心啊!”
放下手中的《战争史研究》,福建巡抚邹维琏忍不住喟然长叹道,“……可纵然看透了,又能如何呢?”
——作为明末朝廷之中少有的能臣,邹维琏当然知道孙承宗这种堡垒战术的弊端,而朝廷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,同样早就对此颇有非议——其实也不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,只要看着每年被辽西堡垒群和关宁军吞噬的几百万两银子,还有连年赤字的户部账簿,百官群臣就都知道:国家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。
可是,既然财政已经如此不堪重负,朝廷为何还不改弦更张,重新起复前任督师王在晋,使用他的固守山海关之策,以此来节约开支?难道是没有哪位内阁要员愿意承担丢弃关外锦州、宁远各城的罪责?
嗯,多少有一点这个方面的原因,但绝不是最主要的。真正关键的问题是,有很多人看不得朝廷省钱!
举一个更加显著的类似例子来说吧,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,北京的粮食供应,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。但问题是,一条运河从南到北,从地方到中枢,从漕丁运兵到户部尚书、内阁大佬,不知道多少人在这上面分肥,每年按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,沿途各种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,还有那修缮运河、维护水闸的花销,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出去,压得江南百姓喘不过气来。
于是,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,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,漕船、漕丁、沿途官府、各种规费盘剥层层剥皮,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,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头上。那么为何不釜底抽薪,索性不走运河,改走海路呢?要知道,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,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,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,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,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,造福民生,善莫大焉。
所以,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,海疆恢复平静之后,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,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。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——上千里的运河漕运,近百万人牵扯其中,每年有几千万石粮食可供分润,就是几千万两的银子。面对如此巨大而稳定的收益,有谁愿意去改变?又有谁敢触碰?
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,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,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户,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吸血得再狠,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,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。
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,哪怕蒸汽轮船和铁路火车都出现了,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,漕运依然还是老样子不变。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,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塞得根本不能行船,而刚刚闹过庚子义和团之乱、签署辛丑条约赔了列强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清廷,又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治河经费了,只得不顾一众官吏们的幽怨眼神,毅然废止了漕运——丢了饭碗的漕帮从此变成了青帮,有的改行去闯荡上海滩,有的去投靠孙中山成了革命党。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之中,这些下岗纤夫还对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
同理,孙承宗阁老的堡垒战术,不仅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,全国赋税投进去都不够,而且一旦真打起来,攻也攻不动,守也守不住。所谓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,不过是全部二十多座堡垒,被后金军扫荡得只剩最多四五座,大量的钱粮物资和人员都被掳走资敌,只是有几座特别坚固的堡垒没有被攻破而已。
而为了守住这几座堡垒,还有巴掌大小的一块地皮,代价却是四海骚然、中原大乱,百姓不堪重负、揭竿而起,边军断饷绝粮、纷纷哗变,无数流寇横行陕西、山西、甘肃、河南各省,搅得全国动荡不宁。
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得失,就该明白明末的朝廷国力,已经根本支撑不起这种堡垒战术了。
既然这种堡垒战术如此糟糕,既浪费钱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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