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一个政府之下生活,只有若干短暂的时期是例外,大家都认为这些例外不是正常情况。因此中国人已经习惯于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机构,保持天下太平,即世界和平。但是近几十年来,中国又被拖进一个世界,其国际政治局面,与遥远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相似。在这个过程中,中国人已经被迫改变其思想和行动的习惯。在中国人的眼里,这一方面又是历史的重演,造成了现在的深重的苦难(参看本章末的注)。
《大学》
作为中国哲学的国际性的例证,我们现在举出《大学》的某些观念。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一样,也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。到了宋朝(960—1279),新儒家把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放在一起,称为《四书》,作为新儒家哲学的基本经典。
新儒家说《大学》是曾子所作,曾子是孔子的得到真传的学生。不过说它是曾子所作,并没有实际证据。新儒家认为《大学》是道学的重要的入门书。它的第一章说:
大学之道,在明明德,在亲民,在止于至善。…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;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;致知在格物。
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这些话又叫做《大学》的“三纲领”、“八条目”。照后来的儒家说,三纲领实际上只是一纲领,就是“明明德”。“亲民”是“明明德”的方法,“止于至善”是“明明德”的最后完成。
同样,八条目实际上只是一条目,就是“修身”。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这些步骤,都是修身的道路和手段。至于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这些步骤,则是修身达到最后完成的道路和手段。所谓达到最后完成,就是“止于至善”。人只有在社会中尽伦尽职,才能够尽其性,至于完成。如果不同时成人,也就不可能成己。
“明明德”与“修身”是一回事。前者是后者的内容。于是几个观念归结成一个观念,这是儒家学说的中心。
一个人并不一定要当了国家或天下的元首,然后才能做治国、平天下的事。他仅仅需要作为国家一分子,为国尽力而为;作为天下一分子,为天下尽力而为。只要这样,他就是尽到了治国、平天下的全部责任。他如此诚实地尽力而为,他就是“止于至善”了。
按本章的要求,只要指出《大学》的作者是为世界政治和世界和平着想,也就够了。他并不是第一个为此着想的人,但是很有意义的是,他竟做得如此的有系统。在他看来,光是治好自己本国,并不是为政的最后目的,也不是修身的最后目的。
也不必在这里讨论,格物怎么能够成为修身的道路和手段。这个问题到以后讲新儒家的时候再来讨论。
《荀子》的折中趋势
在中国哲学的领域里,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有一个强大的调和折中的趋势。杂家的主要著作《吕氏春秋》就是这时候编著的。但是这部著作虽然把其时的各家大都涉及了,偏偏没有对于折中主义自己的观念予以理论的根据。可是儒家、道家的著作家都提出了这样的理论,它表明两家尽管各有不同之处,然而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折中精神。
这些著作家都同意有一个唯一的绝对的真理,名叫“道”。各家大都有所见于“道”的某一方面,在这个意义上对于“道”的阐明都有所贡献。可是儒家的著作家主张,唯有孔子见到了全部真理,所以其他各家都在儒家之下,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儒家的补充。道家的著作家则相反,主张只有老子、庄子见到了全部真理,因而道家应当在其他各家之上。
《荀子》有一篇题为“解蔽”,其中说:
昔宾孟之蔽者,乱家是也。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,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,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,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,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,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。
故由用谓之,道尽利矣;由欲谓之,道尽慊矣;由法谓之,道尽数矣;由势谓之,道尽便矣;由辞谓之,道尽论矣;由天谓之,道尽因矣;此数具者,皆道之一隅也。